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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  
地域文化、商业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张宝通
信息来源:| [2013-03-04] 点击量:4001

陕西商帮曾在历史上辉煌过,但近代以来却衰落了。究其原因,我认为是近现代商业文化落后使然。今天要振兴陕商,首先需要弄清近现代商业文化在民营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研究地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
从西部到东部走一圈,深深地感受到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促使我思考一个问题,沿海和内地经济发展的差距,除过国家地区战略的调整,经济基础的差别等因素之外,与文化有没有关系。改革开放初期,陕西和浙江的差距并不太大,国家对浙江的投资也不算大,可是经过三十年的发展,陕西与浙江的差距大大拉开。其中最明显的表现是,浙江的民营经济非常活跃,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很大,而陕西的民营经济比重较小,国有及国有控股经济的比重仍然很大,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与浙江差得很远。2007年,浙江GDP居全国第4位,陕西居全国第20位;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次于上海、北京,居全国第3位,陕西居全国第26位;浙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次于上海、北京、天津,居全国第4位,陕西居全国第28位。有人说两省经济的差距是制度原因造成的。其实,改革开放初期,浙江和陕西的非公有制经济比重都很小。国家对浙江和陕西实行的是统一的政策,不是说只鼓励浙江发展民营经济,不鼓励陕西发展民营经济。陕西和浙江民营经济的差距是发展的结果,而不是起点。也就是说,两省经济的差距主要不是制度的原因。当初在陕西钉鞋的、当裁缝的都是浙江人,陕西人看不上,不愿意干,只想读书,当官,在国有单位干“体面”的工作,端铁饭碗。可后来钉鞋的回去办起了皮鞋厂,当裁缝的回去办起了服装厂。现在浙江成为我国第一大皮鞋、服装生产和出口省,出了不少企业家。浙江正泰集团的董事长南存辉就是个钉鞋出身的,现在资产几十亿。而陕西的劳动力成本很低,却没有发展起民营劳动密集型产业。我想,这就是文化的差异,是文化竞争力的差异导致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
                          (二)
文化的差异是历史形成的。浙江等沿海地区,从1840年鸦片战争国门被打开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商品经济阶段,近代商业文化在这里深深地扎下了根。改革开放之后,民营经济获得了宽松的发展条件,以“草根经济”著称的浙江非公有制经济,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浙商不仅走遍了全国,而且走向了世界,为中国争得了“世界加工厂”的美誉。在全国百强县中,浙江占了26个,而陕西只有1个。在西部百强县中,陕西也只有6个。且主要是靠煤、气、油、电等国有企业支撑的,而不是民营经济发展的结果。陕西近代以来,一直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解放前是自然经济,农耕文化占统治地位;解放后,是国家建设的重点地区,计划经济影响很深。没有经过沿海那样的商品经济阶段,更没有形成浓厚的近代商业文化。因此,改革开放后,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渡的过程中,陕西与浙江等沿海地区的差距迅速拉大。
那么,如何才能改变陕西近现代商业文化的落后局面呢?马克思主义有个基本原理,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单从陕西这块落后的土地上很难使现代商业文化迅速成长起来。我认为,只有向沿海学习,实行开放政策,才能达到目的。首先,要引进先进文化。要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大力招商引资。资金、技术、人才是文化的载体,通过引进资金、技术、人才,不仅可以引进新的管理、新的理念、新的文化,而且可以改变所有制结构,改变社会存在,从而加快思想观念的更新,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其次,要学习先进文化。陕西商业文化落后首先是农村商业文化落后。毛主席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教育农民同样也要从改变他们的存在入手。要大力发展劳务输出,把农民“赶到”沿海和城市等市场经济发达的地区。这不仅可以使农民挣到钱,积累发展资金,而且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转变他们的观念,学到市场经济的本事。这些人回来,就可以把沿海的商业文化带回来,从而成为农村民营经济发展的种子。只有打好陕西商业文化的基础,才能使县域经济有较快的发展。最后,要保护先进文化。民营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先进份子,是现代商业文化的代表。对民营企业家要保护,要支持,要善待,要通过他们去带动市场经济的发展,扩大现代商业文化的传播。
                         (三)
其实在省内,陕西地域文化也是有差异的,特别是城市与农村之间更是如此。由于西部农村比东部农村经济发展落后了一个阶段,商业文化更为落后,很难自发地、大规模地形成市场经济的热点。在东部,由于改革从农村开始,乡镇企业、民营经济首先从这里起步。而大城市国有经济比重大,活力不足,因而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中小城市推动大城市的态势。在沿海,小城镇遍地开花,县域经济很发达。而在西部,科技、教育、文化、商业、工业、资本、人才等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城市的商业文化、工业文明比农村要强得多。因此,西部的发展正如国务院西部大开发文件多次指出的,要依托交通干线和枢纽,发展一批区域中心城市,以线串点,以点带面,通过培育区域经济增长极,发挥城市商业文化的辐射功能,带动区域经济发展。陕西境内有两条重要交通干线,一是东西向的陇海兰新线,即亚欧大陆桥;二是南北向的包(头)北(海)通道,是西部大开发的第一阶梯。我们首先依托亚欧大陆桥,发挥西安中心城市作用,发展关中城市群,支持关中产业带的发展,使关中成为亚欧大陆桥(中国段)经济带最发达的地段,做强陕西经济的“腰”。其次依托陕西南北通道这个西部大开发的第一阶梯,将陕北能源化工基地、渭北果业基地、关中先进制造业基地和陕南绿色产业基地串接起来,构筑陕西经济的“脊梁”,培育和发展南北产业带和城镇带。只有“腰”和“脊梁”都强壮起来,陕西才能成为西部强省。这两条经济带是陕西城市文化、工业文明最集中的地带,二者构成了一个小写的“ƒ”形骨架,ƒ是英文fast(快)的第一字母,预示着城市文化、工业文明将会带动陕西早日建成西部强省。
                           (四)
陕西的文化竞争力并不是各方面都落后,我们的科教文化就具有优势,其竞争力并不弱。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陕西布局了大量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国防科技企业,使陕西的综合科教实力不仅在西部首屈一指,而且比东部的多数省都强。这一优势也反映在民办院校和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上。陕西的民办高等院校在全国居第一,全国万人以上民办高等院校有一半在陕西。其面向市场培养学生,就业率甚至高过公办院校。陕西的民营经济虽然较弱,但民营科技企业却不弱,其数量和竞争力均名列全国前茅。西安高新区已经成为民营科技企业的聚集地,是风险投资家们关注和光顾的主要地区,被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推荐为中国最具活力的六个城市和城市区之一,是西部地区惟一获此殊荣者。温总理要求将其建成世界一流的科技园。
但陕西的科教优势并没有完全转化为经济优势,科教文化竞争力没有显著增强区域经济竞争力。这是因为陕西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特别是国防科技企业原来都是国家投资布局的,与地方经济、区域经济在体制上是隔离的,在产业链上是断裂的,形成了一种典型的二元结构。尽管它们在全国有很高的地位,但对地方经济、区域经济的带动不够大。现在我们正在努力打破二元结构,在科研成果的转化、成熟技术的推广应用、军工技术及产品转民用等方面下功夫,让科教真正能够兴陕,使科教优势真正能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亚欧大陆桥关中段集中着西安高新开发区、西安经济开发区、阎良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长安民用航天科技产业基地、杨凌高新农业示范区、宝鸡高新开发区等六个国家级开发区和国家级基地,形成了国家级关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和国家级关中星火产业带,这在西部以至全国都是没有的。陕西为此制定了“一线两带”和关中率先发展的战略,就是想打破科教与经济、军工与地方的界限,通过“一线两带”和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让科教带动经济,军工促进地方发展。我想,只要我们处理好科教优势与经济发展、科教竞争力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注重科教为地方经济服务,努力拿科教来兴陕,陕西在西部、在亚欧大陆桥经济带上的竞争力就一定会加强。
                     (五)
传统文化虽然与现代市场经济不完全吻合,但我们可以把传统文化转化成旅游产业、文化产业,从而使其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陕西的传统文化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具有很高的地位。陕西是炎黄部落的发祥地,炎帝出身在宝鸡,黄帝葬于黄陵,是海内外华人寻根问祖的圣地。楼观台是中国哲学之父老子讲经和埋葬之地,是道文化的发祥地和道教的祖庭圣地。长安是佛教文化中国化之地,法门寺是文献记载仅存的保有释加牟尼真身舍利的寺庙,是佛教信徒心目中的佛都。西安是周、秦、汉、唐等13个王朝的建都地。中国的传统文化实际上是周文化,儒家文化源于周礼,道家文化源于周易。秦制奠定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其影响至今犹存。汉使中华民族走向世界,其民族被称为汉族,语言被称为汉语,文字被为汉字。唐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唐长安是当时世界最大、最开放的城市,其开放程度现在的西安也达不到。周、秦、汉、唐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四个王朝,代表着中国历史文化的主流。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以延安精神为代表的革命文化,它是解开新中国成立之谜的钥匙。难怪外国友人讲,不到陕西就等于没有到中国。
但是,我们还没有做到使游客到了陕西就等于到了中国,就能直观地看到过去的中国。陕西有大量的文物和遗址,其历史价值专家自有公论。但因缺乏直观感觉,对广大游客和老百姓的市场吸引力有限,导致陕西旅游业在全国的位次有所下降。地面建筑是历史文化的载体,雅典的卫城、罗马的斗兽场外形犹在,其恢宏的气势和魅力使人产生强烈震撼。中国与欧洲不同,其传统建筑不是石头加水泥,而是土木建筑,很难保存千年以上。陕西历史文化虽然丰富,但因缺乏地面建筑,缺乏载体,广大游客和老百姓难以产生到了陕西就等于到了古代中国的感觉。因此,在保护好现存古遗址的前提下,需要有重点地再现当年的历史文化风貌。大唐芙蓉园开了个先例,仅再现了当年大唐皇家园林的一部分,当年就创造了“五一黄金周”全国主题公园游客数量和门票收入第一的奇迹。我们陕西还有一座完整的古城墙,西安是中国八大古都中惟一保有完整皇城的古都。这里需要澄清一点,西安城墙首先是隋唐皇城,其次才是明清府城。唐以前的城墙是土城墙,我们不能因为明朝维修时在土城墙外包了一层砖就简单地称其为明城墙,正如我们不能因为大雁塔在明朝维修时也包了一层砖就称其为明塔而不是唐塔一样,这样就降低了它的历史价值。西安正在借鉴大唐芙蓉园的成功经验,利用全国惟一保存完整的隋唐皇城,实施皇城复兴计划,让西安古城成为保存、研究、延续、再现、弘扬中国历史文化的博物城,将吃、住、行、游、购、娱全部作仿古包装,让游客进了西安古城,就像到了古代的中国,就能置身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氛围之中,感受到中国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无穷魅力。这样,西安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就会进一步提升,就会真正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的旅游中心,不仅会带动陕西旅游业的发展,而且会促进陕西文化产业的发展,对保存、延续和弘扬中国历史文化做出重大的贡献。                                                                                                                                                                                                                                                                                                                                                                       
                              (六)
传统文化中也有区域经济发展需要继承和发扬光大的方面。周、秦、汉、唐的共同特点是大气,陕西要在西部大开发中崛起,成为西部强省,实现跨越发展,正需要这种大气。
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分别依托着三条重要交通干线,东部依托的是京沪通道,中部依托的是京广通道,西部依托的是包(头)北(海)通道。包北通道北半段主要分布在陕西境内,串接着陕北、关中和陕南,比南半段更偏东,处在西部大开发的最前沿,是东中部登陆西部的第一阶梯。因此,陕西应当走在西部大开发的前西列。贯穿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的交通大动脉亚欧大陆桥,与西部大开发第一阶梯交汇于省会西安,使西安成为西部大开发的桥头堡。在亚欧大陆桥上,西安是最大的中心城市,关中是最发达的地段,以关中为依托的西安可以成为亚欧大陆桥经济带的心脏。青藏铁路的修通改变了西部的经济版图,使西藏与西北紧紧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包括陕、蒙、甘、宁、新、青、藏七省区的大西北,其面积占到整个国土面积的56%,西部版图的80%。可以说,大西北的发展决定着西部大开发的进程,是西部大开发的主战场。大西北的发展需要依托西部大开发第一阶梯、亚欧大陆桥和青藏铁路等重要交通干线,这三条重要交通干线构成了一个面向东中部、立足大西北的“大”字形经济骨架,西安和关中处在龙头地位,担负着带动大西北发展的战略重任。
但是,目前西安的经济实力不如郑州,其作为亚欧大陆桥经济带心脏的地位受到郑州的挑战。西安的城市规模和经济实力更不如重庆、成都,其作为西部大开发桥头堡的地位受到重庆、成都的挑战。而且关中城市群的城市数量和总体实力比成渝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都差,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城市群要作为大西北的龙头、亚欧大陆桥经济带的心脏还有些力不从心。为此,必须加快西咸一体化步伐,组建大西安,使其超越郑州,真正成为亚欧大陆桥经济带的心脏;能够与重庆、成都抗衡,真正成为西部大开发的桥头堡。使关中城市群向东西延伸,把三门峡、运城、天水、平凉等城市纳入进来;并向南北扩展,把整个渭北和陕南也纳入进来。这样,以大西安为中心的大关中城市群就能成为大西北的龙头,以大关中为依托的大西安就能成为亚欧大陆桥经济带的心脏。一可以依托“现代秦直道”即西安至包头的交通干线带动陕蒙宁能源化工基地的建设。二可以依托“现代子午道”即西安至重庆的交通干线带动秦巴山区的发展。三可以依托“现代丝绸之路”即亚欧大陆桥带动西北地区的发展,并向中亚、西亚延伸。四可以依托“现代唐蕃古道”即西安至拉萨的交通干线带动陕甘青藏“龙”形经济带的发展,还可向南亚延伸。也就是说,要发扬周、秦、汉、唐的大气,大手笔构建大西安,整合大关中城市群,依托“大”字形经济骨架,带动大西北的发展,进一步推动西部大开发和亚欧大陆桥经济带的发展。只有区域经济发展了,陕西经济繁荣了,陕商的力量才能壮大。
(作者系省社科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省经济发展促进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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