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我们首先必须顺应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趋势，同时通过高水平的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打造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新格局，从而真正助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黄群慧表示。
经济全球化理论始于西方工业革命时期，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全球化思想”还是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都从不同维度对其进行了深入探索。二战以来，随着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推进，经济全球化理念深深扎根，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世界贸易的运行秩序与发展趋势。
然而近年来，受全球政治经济等多重因素影响，逆全球化趋势袭来，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给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带来一系列严峻挑战。究竟是那些关键因素在影响着全球产业链重构？中国产业链处于怎样的发展水平？拨开迷雾，未来政策有哪些着力方向？
为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8月26日举行的2021成都新经济“双千”发布会产业功能区稳链补链专场活动上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黄群慧，分享他眼中的全球产业链重构之变局。
“我们首先必须顺应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趋势，同时通过高水平的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打造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新格局，从而真正助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黄群慧表示。
在黄群慧看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这要求我们建立起一个安全、循环、通畅、协调的现代化产业链和供应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黄群慧
“四大因素导致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
以经济理性主义来看待经济全球化与全球产业链的发展，可以把它理解为“全球一盘棋”——资本、人员、科学技术等可以在“棋盘”上不受阻碍地流动。然而近几年，这盘“棋局”却频生变局——原有的全球产业链被逐渐打破，加速重构。
在黄群慧看来，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之下，至少有四个方面的重大因素影响到全球产业链，并给未来产业链发展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
第一个因素就是经济全球化遭遇到强势逆流，此次“十四五”规划在谈全球化问题的时候重点指出了这个变化。“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这种变化趋势尤其明显，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加之 2020年以来的疫情冲击，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来势凶猛，全球化遭遇了强势的逆流。”黄群慧如是分析。
记者观察到，当前逆全球化趋势明显：全球出口占全球GDP比例开始下降，主要是出口部分在降；与此同时，像是美国也在提升关税税率，筑高贸易壁垒。
黄群慧指出，这导致我们原来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而形成的全球化生产布局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全球化生产分工开始“内化”，全球产业链面临重构的巨大风险。
第二个因素就是全球经济治理规则在发生变化——大国之间围绕全球经济治理规则进行博弈，尤其是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力量开始崛起，“东升西降”令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黄群慧表示：“在全球宏观经济治理大变局下，二战以来形成的全球经济治理规则、治理框架都面临着巨大挑战，种种基于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博弈都在迫使全球产业链重构。比如说WTO开始面临一系列严峻变革；美国提议为跨国企业设定最低15%的税率；以及美国基于所谓的‘民主价值观’对中国产业进行的打压。”
第三个因素就是科技与产业加速创新的新格局。以新冠疫情为例，2020年年初开始全球大爆发的新冠疫情实际上加速了全球产业与科技的变革。
“疫情之下，数字技术与信息技术加速迭代。我们在商务办公领域、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生产制造领域以及政府和社区治理领域迎来一系列重大的变革。这也会导致全球产业链布局发生新的变化。”黄群慧表示。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就是“碳中和”与“碳达峰”——这是全球共同采取行动直面挑战、加深国际合作的重要领域，对于产业技术革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黄群慧看来，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碳减排方面实际上是承担了巨大压力的。据了解，2019年我国碳排放总量大约是98亿吨，占全球大概三分之一，但我们人口只占全球五分之一，GDP只占全球17%点多。
他指出，“从碳达峰到碳中和，我们只有30年的时间。而欧美的一些发达国家，过去一般都经历了50-8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碳减排曲线只会更加陡峭——这对我们的产业链变革提出了重大的挑战。”
产业链布局“大而不强”
提升现代化水平是关键
记者了解到，就目前中国产业链现状来看，我国的制造业规模在2010年之后就是全球第一。到2016年，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已经是排在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的美国、德国、日本的三者之和。
从制造业增加值来看，中国在2005年的时候全球占比只有11.6%，到2015年上升至25%左右，目前基本上占到了28%，29%的样子。与此同时，工业化国家制造业增加值的全球占比在逐年下降，从70%下降到了55%附近。呈现出明显的“东升西降”趋势。
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分布及其趋势
在黄群慧看来，我国的制造业规模已经非常庞大了，但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并未把握关键的核心价值链，尤其是我们产业基础短板明显。“我们关键的核心零部件、关键的基础材料、先进的基础工业、行业的技术基础，这些被称作‘工业四基’的领域，加起来有大概682项短板亟待攻克。”
“事实上，我们常常讲芯片技术不行，或者某某技术不行，折射出的是整个产业基础都存在着短板。”黄群慧表示。
我国产业基础“短板”的基本情况（2016年，单位：项数）
无疑，基于目前这种“大而不强”的产业链基本布局，中国需要重新构建产业链的新发展格局。黄群慧表示：“构建产业链新发展格局，要求我们保持制造业占比基本稳定的前提下，要基于产业创新能力的提升而大幅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这是最核心的。”
为应对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带来的挑战，黄群慧认为，首先必须从思想上高度重视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必须认识到促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需的。
与此同时，谋定而后动。在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坚决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黄群慧指出。
“这要求我们建立一个安全、循环、通畅、协调的现代化产业链与供应链。与此同时，围绕关键产业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围绕产业链里的核心价值环节提升自主科技创新能力。”黄群慧表示。
记者观察到，目前我国在“深入实施制造强国”等多项战略中已经列出了重点布局，包括加强产业基础能力建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推动制造业优化升级、实施制造业降本减负行动等。
打造现代化产业链 如何着力？
在黄群慧看来，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直接关系到经济现代化体系的建立。那么，未来五年我国应如何统筹推进锻造长板、补齐短板？
首先是构建有利于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的产业创新生态。黄群慧指出，上述“工业四基”问题的核心就是科技创新能力弱——这是我们产业链革新、经济转型升级的短板所在。而创新不仅仅是一个经费投入的问题，这涉及到完善整个创新生态。
他强调，要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共性技术、前瞻技术和战略性技术的研究；努力完善试验验证、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信息服务等基础服务体系；构建产业创新网络，提高创新生态系统的开放协同性，构建全社会范围协同攻关的体制机制。
其次，充分发挥竞争政策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水平的基础性作用。在黄群慧看来：“应该赋予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因为它有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
创新生态的构建离不开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公平的竞争环境可以促使每家企业都有创新的欲望、努力推进创新。唯有不断制定完善竞争政策，发挥其优势，才能建立一个更加良性的公平竞争环境。“这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靠投钱’可以解决的。”黄群慧如是表示。
另外一点就是深入推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这在“十四五”规划里是专门重点提出的。鉴于上述的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在“工业四基”方面存在的严重短板，黄群慧指出，“我们需要基于上述短板，把原有基于‘模仿性创新’的这种产业基础全部打破，再造一个基于高水平、自立自强创新技术而形成的产业基础。这是‘实施产业基础再造’的要义所在。”
“这需要我们做好顶层设计，明确工程重点，分类组织实施，为建设工业基础体系提供政策指引。同时，建立产业基础能力评估制度，准确把握和评估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和关键技术的现状，分析创新链、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布。”黄群慧表示。
最后一点是基于对产业的全球价值链治理主导权的企业类型，可以从生产者驱动路径、购买者驱动路径、“隐形冠军”驱动路径来提升中国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
比如，一些大型生产制造企业，可以采用“生产者驱动路径”，自主研发创新技术；而有些知名品牌企业，可以基于庞大的消费市场，采用“购买者驱动路径”，进一步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关键环节的地位。
目前，中国拥有14亿多人口的庞大市场，以及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在未来多年都将是全球最大和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黄群慧指出，“‘购买者驱动路径’是一条可行性很高、独具优势的路径，在‘双循环’的大背景之下，我们可以利用超大规模的国内消费市场吸引到全球资源。”
对于制造业领域大量的中小企业而言，要想提升在全球价值链关键环节的地位，可以采用“隐形冠军驱动路径”。黄群慧解释到，“这些企业规模虽然较小，但可以争取在某个具体环节，具体产品做到占有率最高，提升自身的不可替代性，成为这一领域的‘隐形冠军’。”
最后，黄群慧指出，“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加速形成的过程中，成都及整个西南地区，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制造业基地，拥有众多发展机遇的同时，必须明确自身定位，在整个产业链的循环中确立起自己的优势地位。”
